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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城乡协同共进——专访陆铭教授|中国投资
时间:2021-09-17 11:21:11

  经济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城市之间,在人均意义上达到大致相等的状态。乡村振兴要做到六个字:人出来,钱进去。生产要素要合理的从城市进入到乡村。农村相关的产业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人口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中国投资》:“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全面形成“两横三纵”经济带。怎么理解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两横三纵”格局对未来的城镇体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陆铭:中国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最后的终极状态是要形成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发展。首先因为中国是一个面积大、人口多的国家,地区之间的自然、地理、历史条件差异较大,就会形成由若干个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带动的区域发展格局。然后又由于中国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深度的加入了全球化进程,使得沿海地区获得了发展先机,尤其是东南沿海,又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区域的城市相对来讲,利用沿海和沿江的地理自然条件优势,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是中国第一梯队的城市群,不管从经济的总量还是人口的总量,都领先于其他的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形成了一些以省会城市或国家级中心城市为中心,包括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沈阳、长春,还有一些不是省会城市但体量也比较大,比如说大连,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

  “两横三纵”就是要形成陆上一个陆桥,加上长江一个水上运输线,然后再加上从北到南的三条纵向布局的线来形成一个交通运输网络格局,基本上就把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联系起来进行发展。围绕“两横三纵”布局了中国主要的经济活动和人口,以及中心城市。

  当前经济发展时期,我国城市群仍处在一个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当前比较紧迫的,或者说阶段性的任务,是在城市群内部率先形成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的发展态势,换句话来讲,全国经济的一体化首先是从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来进行突破的,然后再通过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加强联系,最终形成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在这样的一个从城市群一体化逐渐走向全国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就可以有效地实现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合理配置,最终是能够发挥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疆域两个意义上的大国,这个大国优势能够为下一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打下基础。

  《中国投资》:根据相关规划,截止目前,我国共布局了19个城市群。除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以外,似乎其他城市群的表现不大突出?您认为这些城市群未来发展的出路在哪?

  陆铭:我认为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论是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还是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差异化是主流,无差异化均质化,反而是不正常的。因为现代经济发展,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一种发展模式,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服务业具有非常明显的集聚效应。

  中国因为疆域很辽阔,又是一个单面临海的国家,我们的东部是临海的,其他的三个方向都是不临海的内陆。在东部沿海地区,北方和南方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很大的差异。北方缺乏有航运能力的大江大河,有相当多的海港到冬天是结冰的,航运条件要比南方的一些港口要差很多。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梯度递减的这么一种发展态势。所以,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发展差异,其实是正常的。

  从另一方面讲,除了我们客观地看到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异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发展的比较优势。如果说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在全球化过程中,借助于自己的内涵加海运的优势,能够优先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话,那么对于处在内陆地区的城市群,就可以发展一些面向于内需的产业。与此同时,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也可以相对发展一些不依赖于海运的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包括东部城市群的一些边缘地带,也可以发展农业、旅游、自然资源产业等等。那么这样,不同的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的中心城区和外围之间,就可以形成差异化的分工发展格局,城市之间产业结构形成差异,每一个城市的产业都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各方面的条件,尽管在发展的总量和速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城市之间,在人均意义上达到大致相等的状态,这是指三个层面,第一就是人均GDP大致相等。第二人均GDP存在差异,但在较发达地区由于伴随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和物价所以实际收入差距是较小的。第三就是有一些在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比如说更为严重的拥堵问题,更长的通勤成本是没有价格量化的,考虑到这种成本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生活质量的差异是更小的。

  中国当前不管是在东中西之间,还是在南北之间,人均差异都在缩小。在最近一段时间热议的南北差距里,如果我们把焦点关注在南北的经济总量这个指标上,那么可以说南方城市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但其实大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北方的人口在向南方迁移,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只是看人均指标的话,数据上就显示出南北两个部分的人均GDP大致是相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均意义上的均衡状态。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差异,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差异背后有它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因。不同地区应该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要更加注重在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而不是追求在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上实现一种均匀状态。

  《中国投资》:根据您的研究,利用大数据(人、车流大数据),19个城市群包含的城市与国家相关规划文件圈定的城市不完全一致。您认为大数据在识别城市群范围上科学么?未来国家的城市群都市圈规划是否可以参考大数据的评估效果?

  陆铭:通过大数据来识别城市群,提供了一种看城市群发展的科学方法。用大数据,我们的研究是尝试通过车流人流来看城市之间的实际联系。一个城市是归在哪一个城市群里面,是依据这个城市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间的车流和人流的紧密联系度来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用大数据所观察的城市群更为直观。但是是不是以后城市群就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这个大数据所识别出来的城市群进行规划,我觉得要两面看,一方面我们研究发现,通过大数据所识别出来的城市群,它是有一些规律可以去参照的,比如说跟中心城市之间联系的紧密度,随着到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而衰减,这些都是有客观规律的。我们同时也发现,由于有一些自然地理的因素,以及省和省之间的行政边界,也会干扰到城市之间的人流和车流。这样我们就不能排除在目前所识别出来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联系紧密度,其中有一些会随着中国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一体化,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更为便捷,使得今天可能在局部联系不够紧密的一些城市,未来的紧密度会有所强化,城市群的边界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城市群应该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大变化,可能只会在城市群的外围的边界覆盖到什么样的范围,这一点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随着实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调整而出现的一些边际上的调整,但总体上来讲应该不会变化太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希望根据大数据所识别出来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联系,能够为国家的城市群规划提供相应的参考。也就是说,要充分认识到城市群形成的机理,和它背后的影响因素,同时呢,也能够看到一些行政力量,特别是省和省之间的边界效应,对于一体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那么就可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来促进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中国投资》: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国家“十四五”规划对都市圈的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各地也非常重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十四五”规划共提出36个都市圈,部分地区(南京、福州)都市圈规划已经发改委批准同意,加快形成现代化都市圈已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竞争新的手段。您认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关系是怎样的?大数据在都市圈规划方面有怎样的参考意义?

  陆铭:城市群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同时又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城市或者几个中心城市作为核心,这样就结成了城市群,城市群内部的经济紧密联系,一体化程度比较高。都市圈是指以核心大城市为中心,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紧密连接周边中小城市,半径在几十公里范围内的一个区域。按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定义,这个区域的外围的城市,如果有超过15%的人是在中心城市上班,每天往来通勤,达到这样的一体化程度就叫做同一个都市圈。

  中国目前的一些都市圈其实是一个发展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形成的状态,就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南京都市圈是说我们要建设南京都市圈,而不是说今天,中国的南京都市圈所批复的这个范围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都市圈。甚至可以说,如果按照国际上的标准定义的话,我们现在所批复的都市圈可能最终都达不到外围15%的人能够到中心来工作这样的一个比重。当然这也不要紧,我们实际上通过都市圈的建设,总体上还是为了形成一个紧密团结在大城市周围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都市发展地带。

  这个核心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在城市群内部就起到了经济和人口集聚的中心这样一个作用。一个强大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能够集聚资源高效发展,并且形成对于周边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实现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协调分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共同的发展。

  我们现在通过大数据的方式也可以去对都市圈发展的状态,以及碰到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我的研究团队分别运用夜晚灯光大数据以及车流和人流的大数据对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我们发现中国的一些以大城市为核心的这个都市圈,其实在几十公里半径范围之内,都跨越了省和省之间的边界,或者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边界。有一些地方呢,城市和城市间紧密联系的态势比较好,都市圈的状态已经基本形成。表现最好的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看到在广州和佛山之间以及深圳和东莞、惠州之间的一体化状态是比较好的,甚至可以说广州和深圳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广深都市圈,一体化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但除了珠三角这个地区之外,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及周边的一些地区一体化的程度就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比如说上海跟江浙鄂邻近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其实就仍然受制于上海跟江苏、浙江之间的省级边界。还有,比如像成都和重庆之间都分别跨越了省级行政边界,南京都市圈也跨越了江苏和安徽的省级行政边界,这些地方目前提出的都市圈其实都受到了省级行政边界的这个阻碍。甚至在上海和北京,自己的内部,城区和郊区的一体化进程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高。我们的大数据研究,恰恰说明中国的一些都市圈,距离理想当中的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形成强大的都市连绵发展地带,这么一种状态应该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由于大数据有一个不断实时更新的特点,它就能够可以去跟踪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来进行相关的评估,进而帮助找到阻碍一体化的因素,能够对一体化进程进行政策干预。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一些大数据不仅可以在国内进行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评估,还具有国际可比的性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东京都市圈,城市的发展是沿着轨道交通线沿线进行都市蔓延和建设的。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北京和上海轨道交通线是从中心城区向外,放射状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的城市的土地开发,没有形成轨道交通沿线高强度开发的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状态,也导致了中心城区和外围的一体化进程不足的这么一种现象,值得反思。

  《中国投资》: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提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您认为乡村振兴的路径是什么?人口净流出的乡村未来前景是怎样的?

  陆铭: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农业在一个国家GDP当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不断下降的。最终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现代化其实是大量集中在城市发展它的经济。农业的经济和农村的经济,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也是可以增长的,但是在全国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这样一个过程就要求在农村地区生活的人,特别是从事农业的人数是不断下降的,如果农村和农业的人口比重高,但是农村地区相关的产业的比重却相对低,就一定是城乡之间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当前中国的状态是农业的GDP在全国GDP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7%左右,而我们的城市化率是64%,虽然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制造业和服务业,但即便把它考虑进来,中国农村地区的GDP的份额也远远低于农村地区的人口份额。这样就存在了中国的城乡间收入差距的问题。

  当前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使得农村地区的人口份额在不断的下降,已经出现了城乡间差距不断减少的这么一种态势。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关于乡村振兴的讨论和相关的政策制定不能回避城市化进程,更不能以为逆转城市化进程是有利于乡村振兴的。恰恰相反,不管什么样的战略,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一部分农村人口将通过城市化的进程进入到城市地区就业和生活,在就业方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生活方面可以共享在城市地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服务业里面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当一部分人离开农村进入到城市,剩下来的那部分农村人口就在人均意义上可以获得更高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以及人均收入,那么农业就可以实现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并且在规模提高的过程当中,可以加强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农村的服务业也可以通过这个人口的相对减少来提高他的现代化水平,比如说旅游业,从事旅游的人并不一定要很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也可以不断提高,从而实现旅游的现代化。资源产业就更加明显,因为资源产业的GDP的总量几乎是给定的,那么人口减少,从业人员相对减少,就有利于从事资源型产业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在农村地区,人口的减少过程反而更加有利于在人均意义上去做到乡村振兴和现代化。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在农村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帮助农村地区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为留守在农村的人口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等。

  总的来说,这样一条道路,我把它称之为乡村振兴要做到六个字,就是:人出来,钱进去。而这里讲到的钱进去,其实是包含了资本、技术、管理理念等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的规模经营和现代化需要有资本加强投入,需要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就是生产要素要合理的从城市进入到乡村。与此同时,农村的人口是不断减少的,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中,随着农村相关的产业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人口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农业和旅游生产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可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教育水平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人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化现代化的乡村产业就逐渐会吸引一些比较年轻和教育水平比较高,甚至带着资本和管理和技术进入到农村经营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人出来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逐渐减少的过程,而是在总体上来讲,出现人口减少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人口结构向年轻化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方向提高的这样一些趋势。至于它的边界是什么样,这个没有人能够做出这个准确的预测。应该说,如果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话,那么,至少当前在欧美日这些发达地区出现的乡村人口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在中国也无可避免,特别是农业从业人员,一定会最终下降到10%以下,甚至只有百分之几这样一个水平。当然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讲,可能还要再花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要充分意识到,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也不管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阶段性的反复,甚至有些人可能在观念和情感上会依依不舍,但是现代化的进程是无法逆转的,除非我们不想要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只要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那么农村的人口逐渐减少,也一定会伴随着乡村逐渐振兴,这么一个结果最终会到来。对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当前所出现的一些态势,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候,在同步实现乡村振兴。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也应该看到这样的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在制度上更加去适应它。所谓在制度上的适应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城市里要看到外来人口不断进入到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的不断提高,是客观规律,所以要为进城的人口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让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逐渐实现市民化。然后在农村地区呢,也要看到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也是客观规律,那么在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安排,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提供的体系也要逐渐的适应这样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是服务于生产和生活的,如果基础设施投资下去了,但最后人离开了,那么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再比如说公共服务,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以后,公共服务的提供可能要通过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比如说教育,与其在散落的乡村里,每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两个学生,一两个老师,可能就不如通过寄宿制的方式,能够让有一些学校建立在县城上。这样一来,可以有利于提高在农村居住的孩子的教育质量。所以一方面是人出来,钱进去,一方面还要去研究在资本、技术、管理进入到乡村的时候,如何既兼顾公平,又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来提高乡村地区的生活质量。

  《中国投资》杂志创办自1985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主办,是我国投资领域唯一的中央级刊物,业界最早专注于投资领域趋势报道的核心期刊。创刊三十多年以来,杂志以全球视角看中国投资,涵盖宏观经济、行业分析和企业投资案例,同时以全球市场为坐标,聚焦特定国家、地区和重大国际趋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官员、各类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记者媒体的专业对话平台。

  《中国投资》杂志每期覆盖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200多家央企国企和10000多家中国民营企业、1000多家中央与地方政府决策部门和机构、1000多家行业协会和商会、300多家主要金融机构等,是了解宏观经济环境、行业趋势前景和企业投资案例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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